县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，古人解释“县，限也，限百里而治者也；又悬也，悬法象观之，俾民不惑者也。”固始县历史悠久、区位独特、人文厚重，是县制的独特样本，自古素有修志之风。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委、县政府系修志时考证，自明朝至新中国成立先后较大规模纂修县志至少在10次以上，现有至少6个不同藏本散存在全国多地。
功崇惟志，业广惟勤。今县档案馆影印县志古本，意在珍惜当下、继往开来、永志不忘。该志为明代薛良于成化年间(公元1465年—1487年)编修，后经张梯于明嘉靖年间、余继善于明万历山年间、包談于清顺治年间、杨汝楫于清康熙年间历次修撰而成。编修杨汝楫系奉天盖平人(今辽宁省盖州市人),于清康熙二十六年(公元1687年)至康熙三十八年(公元1699年)任固始知县，其治下“政肃风清、博雅崇文”。在县志中，杨汝楫申明“治县以家”的理念，对当代异地任职干部具有强烈启示意义。新时代的固始干部尤应惕厉扎根实干、以家事待县事，对家业家产心清眼明、不失措置。
县志虽为古本，读来生涩，或存疑端，但观照细研仍会开卷有益。比如相较古人修建祠堂春秋二祀的推崇敬重，当代固始及周边对皋陶文化的宣传发掘是欠缺的——皋陶作为上古四帝之一、司法始祖，封地、葬地皆在古固始地区，这对当地推进法治建设无疑十分珍贵；再如固始为古蓼国，从皋陶封地安城析出而立，蓼字音从“蓼 (liǎo)花”还是从(lù)莪”少人关注，而县志中明确指出“邑北八十里有蓼城，蓼音六”,即从“六”的古音lù, 或与“唐虞侯皋陶于蓼”(见明张梯修县志)、葬于六有，甚或蓼、六上古时本为一体；其余山川人文沿革变迁不可计数，在县志中皆是妙笔生花、今古相映成趣，均具有重要研究参考。
